闲暇之余，漫步于竹山县城内，我都要到那些老街旧巷里走一走、看一看。尽管那古老的城墙已成残垣断壁，尽管那经年的老宅已古老陈旧，尽管那陈年的瓦当上长满了青苔，尽管那深深的陋巷里布满了风霜，可是这些对于我来说，它们就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凝重地站立在我面前，向我敞开心扉，讲述着那遥远而又鲜为人知的春秋往事。
一
我的家乡竹山县，古为庸国，自春秋置县，秦汉为上庸，梁为新丰，晋为武陵，北周为孔阳，后为竹山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然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县署之地，几经辗转，先方城山，后县河，再宝丰，又房州，先后六次更迭，最后迁建于堵河以北的龙背山麓。
竹山县城历史悠久。明成化三年以前为旧城，后由时任竹山县知县的杨春重修，墙体用黄土夯成，高一丈二尺，设有四个城门，东门为“迎宾门”，西门为“广泽门”，南门为“迎恩门”，北门为“观澜门”。四门城楼，飞檐翘角高耸于城头，环视四周。
如果四座城门取其一，那就不妨细说一下古城的北门。古城的北门旧址大概在现竹山广场北路，与南门遥遥相对。从南到北，一条街道形成了古城的中轴线，正好将古城从中分成东西两半。若沿此线向北延伸，就不难发现，这条中轴线正好跟龙背山脉在一个走向上，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讲究的“龙脉”吧。
孟子曰：“为水有术，必观其澜。”遥想当年，若是站立北门城楼之上，耳闻城外涛声阵阵，眼观堵河波光粼粼，不得不承认古人为北门取“观澜”之名，可谓恰如其分。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随着江山轮换，朝代更迭，古城也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屡毁屡建，生生不息，延续至今。据史料记载，元代至明成化十二年，朝廷为防止流民啸聚山林，聚众造反，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办法，荆襄山区便成了当时的封山禁地。
据嘉靖版《湖广图经志书》和《湖北通史·明清卷》记载，明成化八年（1472年）竹山人口统计，共有1304户共6348人。可以想象，当时在竹山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有区区几千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始生态？也许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民间“一猪、二象、三老虎”的说法和流传甚广的“野人撕活人”的故事里窥出一斑来。由于人口萎缩、百业凋零，从而导致城池年久失修、日趋颓废。明成化元年至六年，处于荆襄山区腹地的郧阳（今十堰市），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虽然流民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但是流民依然蜂拥而至，驱而复之。朝廷被迫于明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堵”为“疏”，下旨解禁，设郧阳府，置各县，让流民附籍。于是，各地流民络绎不绝地来到郧阳山中，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随着流民大量涌入，县署之地也随之扩大。竹山县城于明成化十四年再度扩建，绕城墙一周达到五里。而主城外的城楼则是明正德五年建设的，当时竹山县知县朱绅出于防御需要，在通往川陕大道的“广泽门”外筑月城（瓮城），后又在月城建火神庙，向西逐渐演变成西关市集，即现在的竹山县西关街。因县城东南的堵河之畔有将军潭、南门河两处深水码头，得于舟楫之利，沿河也就逐渐形成了商贾云集的河街市集，即后来的南关街。明隆庆元年，竹山县知县雍世哲鉴于此处人气兴旺，便将“迎恩门”从比较冷清的水西门改至城南，镌刻到南门城头上。
崇祯七年至九年，张献忠在谷城诈降明廷，祸及郧阳山中，三破竹山城，最后食尽城中粮食，焚城而去。嘉庆初年，郧襄白莲教起事，曹海阳、祁中耀从房竹发难，攻陷竹山城。时任竹山县知县的刘大成弃城而逃，后因畏于朝廷严刑峻法，在逃亡途中吊死于路边的歪脖子树上。典史吴国华 （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被白莲教信徒斩杀，古城里的城隍庙、县衙等被焚毁。
平息白莲教后，随清剿大军而来的安康县丞范继昌继任竹山县知县。为加强城防，他下令用石灰糯米汁坐浆，以巨石青砖砌墙，重修城池，并筑翼城至观音阁崖下，以绝北路；沿堵河由东往西至火神庙一侧筑翼城，以绝南路；新增小南门（上巷子上街头）和小西门 （火神庙外侧），以方便城里百姓运柴取水。据记载，筑翼城的过程中，在城西挖出了明洪武十六年烧制的古砖，上边刻有官吏和工匠的姓名，足见古城屡遭焚毁（崇祯五年，房竹两地地震，山崩地裂。崇祯九年，张献忠焚城）。
竹山县城重修后，城墙高已达一丈七尺五寸，并建雉堞八百二十五个。至此，竹山县城设施已近完善，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程度。据县志所载，当时城内坊市达十二处之多，有德政坊（位于县门街）、仁和坊（位于东门街）、永宁坊（位于后街）、真庆坊（位于新街）、广泽坊（位于西门街）、中立坊（位于南门十字大街）、武安坊（位于辕门街）、集贤坊（位于北门东街）、文献坊（位于北门西街）、文林坊（位于奎文阁右）、河街市集（位于南关）、西关市集等。
掩卷遐思，假如身处那个年代，伫立街头，举目四顾，你一定会为那青石铺路的坊街两旁、具有浓郁巴蜀建筑风格的两道檐、板凳挑构造的民居而陶醉；你更会为那遍布古城的斗拱结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寺庙、会馆、书院所展示出的精湛的传统建筑艺术而叹为观止！
二
堵河是竹山人的母亲河，它承载着古庸文明，养育了两岸苍生。古庸国时期，人们以堵河支流霍河为分水岭，界定了河流的称谓，即霍河以东因河水流入汉江时，有一沙洲（韩家洲）正堵在入口处，故称之为堵河；霍河以西至上游的两河口，因地处古庸国都城之地，则称之为庸河。
堵河和庸河交汇处的竹山城，三面环水，背靠龙背山，北高南低，虎踞龙盘，虽不敢说有王者之气，但也不愧为人杰地灵的兴盛之地，由此可见古人在县署选址时所具有的慧眼和匠心。而因县城选址，以称黄土论斤两再定取舍，演绎出的轻土坝和轻土坪的故事，至今还在坊间广为流传。
过去，人们去北门坡，需经中立坊（位于南门十字大街）穿过街楼，再上一段缓坡，俗称上北门坡。那个时候的北门坡，有东西两坊，东边叫文献坊，西边叫集贤坊。单从这两个很文雅的坊名中就能感受到古城的文化元素无处不在。如果说古城里的文化元素只是一种符号的话，那么在这两坊周边方圆不到一华里的方寸之地，却会集了文庙、书院、学署、义学、兴贤馆、上书井六处“传经布道”的圣殿，这就不能不说是对古庸文化底蕴的最好诠释。而在这些圣殿之中，现仅存的文庙当属古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建筑。文庙始建于明正统十三年，于清道光二十一年重修。
古时候的北门坡背靠林木茂盛、人迹罕至的龙背山，远离闹市的喧嚣和堵河艄公号子的干扰，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假如能穿越时空，我很想经过街楼，上北门坡，漫步在文献坊与集贤坊之间，去亲历文庙里“天地君亲师”祭孔大典，拜读书院、学署里的锦绣文章，倾听义学里的朗朗读书声，欣赏兴贤馆里贤人雅士挥毫泼墨、吟诗作画。
三
竹山古城不但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城内仅各种寺庙、会馆就达二十多处，其布局也大有讲究。如仁和坊 （位于东门街）、广泽坊 （位于西门街）处于古城东西两侧的关隘之地，军事元素比较突出，故东门附近则建有城隍庙、龙神庙、刘将军庙，西门附近则建有关帝庙、昭忠祠、武庙，城外演武厅前通川陕大道险隘之处，建有二郎庙。
据史料记载，古城里的城隍庙布局周正、气势恢宏。庙里前为戏台，中为拜殿，后为正殿。殿与殿之间的两侧都设有月门，东有土地祠，西有龙神祠。正殿里，城隍金身泥塑神像端坐正中，左右两廊设列十二曹官，刑法森严。从明清几次兵祸来看，张献忠、白莲教，凡攻入城中者，首先焚毁的不是县衙，就是城隍庙，可见城隍庙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竹山城里的古县衙坐落在德政坊（位于县门街）东边。竹山县衙跟其它地方的县衙一样，无外乎坐北朝南，大门前有影壁一座。进衙门依次有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四堂。县衙东侧前有衙神庙，后有米仓；西侧前为监狱，后为会客厅、书房。
以上，虽然概述了竹山古县衙的全貌，但令我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此，而是位于县衙门外左前方的奎文阁。奎文阁又称奎星阁、魁星阁、文昌阁。据古书记载，“魁星”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称，最初在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东汉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划。”因而 “奎星”逐渐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古人把孔子比作天上的奎星，视为主宰文运与文章兴衰之神加以奉之。
按理说，像奎文阁这样以敬奉万世之表孔圣人的地方，理应建在北门坡这个兴学之地，为何偏偏建在属于政治中心的县衙附近呢？原来奎文阁与大梵寺隔街相对，一方面寓意启迪民智，以德教化四方；另一方面意在设坛祈愿，泽福万民。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尽显执政者教化之恩泽。
奎文阁为执政者所需，建在县衙附近似乎有几分道理。那么，皇经堂、明伦寺、节孝祠、静佛庵、祖师观，这些都与宗教节义有关，则建在古城文化教育荟萃之地北门坡；武安坊（位于辕门街）的水西门外便是堵河，在此建杨泗庙，办庙会、祭水神、祈平安，也在情理之中了。
司马迁《史记》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河街市集、西关市集里的众生相，是再也恰当不过了。河街市集因舟楫之利而兴，西关市集因通往川陕大道而起。市集里商贾云集，人们见面时谈斤论两，寒暄时恭喜发财。如此一来，在河街市集、西关市集建财神庙、设会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一九七三年，竹山县城东南的霍山中学（护佛寺旧址）在扩建运动场地时，出土了一批以石器为主的文物，其中石刀的把柄部位均采用了钻孔工艺，石刀的刃部、尖部仍十分锋利，形器造型美观、工艺精湛。经中科院，湖北省博物馆有关专家鉴定，此处为新石器晚期遗址，属龙山文化，于是有人便推测护佛寺的年代与龙山文化一样久远。然而，据古籍记载，修建护佛寺的起因与白莲教有关。清嘉庆初年，剿灭白莲教后，时任竹山县知县的范继昌因随大军征讨白莲教达八年之久，经历了无数次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心里十分忌讳“白莲”二字。当他听说霍山坡顶上有座白莲寺时，逐下令将其拆除，然后在山下的霍河口（现竹山县国际绿松石城一带）大兴土木建起了护佛寺，以供百姓祭祀。
封建时代，人分三六九等，性别男尊女卑，城池也内外有别，主次分明。竹山主城外的南关有四个城门，用心品味，却没有一个城门有属于自己的名号。如果说当时的人们疏忽大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从“迎恩门”由水西门改至南门，就可以看出古人对城门的命名是非常在意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主城以外的城门属于非正统的。那么，没有名字，长期以来人们是怎么称呼南关四个城门的呢？其实很简单，就像寻常百姓称呼孩子他爹或孩子他娘一样，以借喻而代之。如南关的第一道城门，是下南门河的必经之路，人们便称之为南门；第二道城门在南关中间，门内有一巷，供有财神爷，人们就以财神巷称之；第三道城门，即下巷子出口处，人们便直接称之为下巷子；第四道城门，是沿南关街向东，经回子街去往将军潭的一处城门，人们便以小东门称之。
既然前面说到了回子街，这里就不妨简述一下古城的回民历史。回子街，顾名思义，就是指当年回民居住的地方，又因沿街,民居大多为草房，也被称之为草房街。回子街地处竹山古城边缘的东南角，前出小东门，与马家菜园相连；后接南关街，与上、下巷子相通。据史料记载，竹山城的回民，最早是明代正德年间从山西大槐树迁徙而来的。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政策，早期回民们只得在城外的河滩边居住下来。他们勤劳朴实、精耕细作，硬是把昔日的荒草滩变成了瓜果飘香的田园。由于他们当中姓马的人居多，人们也就习惯性地将那里称为马家菜园了。回民们的到来，不但丰富了当地老百姓的菜篮子，而且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异域”小吃。他们心灵手巧，用独特的工艺制作出的芝麻饼子、糖炕炕等小吃，至今还在人们的心中留有余味。大街上刘子贵的糖陀螺、东门万里鹏的羊肉火烧、南关街口的饼子铺以及李家竹园、回子街、清真寺，这些根植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人文标志,是那个时代古城回民生活轨迹的真实缩影。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诞生于农耕文明的竹山古城，从历史沧桑中走来，走过春秋，走过冬夏，一路踉踉跄跄，终于走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在以坚实的步伐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它将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一条条宽阔的大道伸向远方，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大桥飞架南北，一幅幅新的蓝图正在绘就。（方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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