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党为公，大爱永恒是标杆
我们党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就抱定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中解放出来，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为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英勇奋斗的过程；我们今天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是我们党建立以来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
在夺取政权的日子里，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毛泽东同志不仅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倡导者，更是模范实践者。他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因此，他常常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他的那些得意之作，大都是向群众学习的结果。譬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花两个月时间，向湖南五县农民学习的结果；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是他向这些县乡群众学习的结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是他用四个半月时间听取九个省、市及中央三十四个部委汇报的结果。毛泽东把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执政的根本标准，凡是群众不高兴、不满意的，他都努力纠正。1941年6月3日，雷电打死了正在出席县长联系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又击毙了一户农家的一头驴。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加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原来，群众发牢骚是对负担过重不满。他从群众的咒骂声中深刻反思，通过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切实解决了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建国后，我们党代表人民执掌了国家政权，党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周恩来、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一浮现，他们为人民群众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的为人民群众排优解难。在历次抗洪抢险救灾中，无数共产党人不顾自身安危，冲锋在前。灾难面前，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从施救者到被救者，用“不抛弃不放弃”谱写的爱的壮美诗篇，让世界为中国深深折服。“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孩子吧！我还能救一个……”，至今，武警战士那泣血的哭求仍在我耳边回响；白衣天使施救时累得流产，休息一小时继续工作，至今，她那虚弱的身影仍在我眼前浮现；更让人感动的是，一个老妇人，在救援人员对其多次施救失败的情况下，对救援人员说：“求求你们，别再救我了，去救别人吧！”竟割腕吞金而死……正是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彰显了华夏儿女的大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是高效的?国际舆论找到了这样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13亿中国人民的政党,有着广泛社会基础,思想统一,动员能力强,它的代表性决定了它的执政根基。新加坡《联合早报》得出结论:在西方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而在中国,共产党却“真正代表全民”。
二、统一战线，壮大力量是法宝
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命运攸关时刻，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战略联盟，壮大自己，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共有五次大规模的统一战线：一是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统一战线，由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它包括两个联盟：工、农、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工、农、知识分子和非劳动者的联盟；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四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五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策略原则。主要有：①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做到既讲统一性，又讲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②必须坚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团结多数的原则。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针对具体的情况，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对顽固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③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这是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又一条基本原则。例如抗战初期，为了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我党作出了极大的让步，1937年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把陕北苏区人民政府改为边区政府，等等。要不然，蒋介石就会指责共产党合作没有诚意，不仅不能促成蒋介石抗日，他还会给共产党戴上一顶破坏抗日的帽子。但是，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地作战，在坚持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可见，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三、斗争精神，自我纠错是关键
毛泽东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一种斗争的精神。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与国民党、与蒋介石、与汉奸、与党内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错误思潮斗。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与美帝国主义、与美蒋特务、与不法资本家、与腐败官员、与右派、与走资派、与人们的私心斗，等等。总之，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的精神。没有这种斗争精神就不会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赶走侵略者，并建立新中国。有些人把这些概括成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尽管有人不怀好意，但我认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斗争哲学”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即使在革命斗争最残酷的战争年代，也曾有过以“和谐哲学”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并被我们视为“法宝”。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尚且会犯错，更何况一个政党。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特别强，通过整风运动、民主生活会、实践教育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例如，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初召开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7000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7000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中央领导人这种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了彻底否定，同时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善于把错误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
四、与时俱进，创新管理是保障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党的奋斗历程，也是党领导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 责任编辑：admin 新闻报料：272986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