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的郧西夹河镇，汉江和金钱河交汇处波涛汹涌，远处空濛的山色藏着几丝神话色彩。
先秦时期以郧西天河口为中心的汉江沿岸，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先进的人类聚居地，其地域文化，体现了汉水中上游地区介于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南北兼融的文化特质，是汉江文明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为天河七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文/阚韶辉 图/郭瑞
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故事为核心内容的郧西天河七夕文化，肇始于《诗经》的质朴古风，折射着男耕女织的农耕文化，却为什么会有人神爱恋、鹊桥相会等浓烈地洋溢着《楚辞》所呈现的、那种南方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和神话色彩呢？因为，承载和积聚了中原农耕文明、南方楚文化基本元素的汉江文明，在郧西天河七夕文化的发育及其内涵中，得到充分积淀和集中体现。
奠基：汉江农耕文明的滥觞
首先，郧西天河七夕文化的胚胎，萌生于《诗经?小雅?大东》，诗中已经出现天河七夕文化的基本元素——农耕文明。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尚无完整的神话故事的情节，天汉二星还不具有人的灵性和情感。但诗中“牵牛”、“织女”两个星宿的名称,使诗人自然地联想到“报章”（织布）和“服箱”（负重驾车）等现实生产生活。织女不织布，牵牛不负重，意谓徒有虚名而无其实，隐含“大东”——周代黄河中下游的诸侯小国，对周王室劳役不息的怨刺。这与《古诗十九首?明月皎月光》中“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的意旨相同。女织布，牛负轭，再联系此诗下文“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中的“簸箕”——扬米去糠的器具，透露出男耕女织的农耕经济活动，是《诗经》时代（西周到春秋中期）社会生活的常态。
其次，与《诗经?小雅?大东》同时代的《诗经?周南?汉广》，进一步彰显了汉江一带早期农耕文明的历史印迹，并隐含着牛郎织女的人物雏形。按《韩诗序》说：“南,国名也。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南阳即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南郡即今湖北省江汉平原一带。周南之地，就在今河南西南与湖北北部之间的汉水流域中上游，郧西天河地处其中。其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全诗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在汉江之畔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和追逐爱情的心路历程。鲁齐韩三家关于《诗经》的诗解中，皆称“游女”为汉水女神，给此诗抹上了一层人神恋爱的浪漫色彩——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正是人神爱情的主角，“汉有游女”可谓织女原型，从而为天河七夕文化作了丰富的铺垫。
其三，先秦时期郧西天河一带汉江两岸经济文化的肇兴，为七夕文化作了厚实的奠基。一定地域的文化现象及成果，基于该地域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商周至春秋中期，汉水及其支流，方国林立，仅汉水中上游就有巴、庸、麇、绞、楚等著名方国。其时，郧西属麇国，郧西天河口是天河汇入汉水的地方，该地开阔平坦而肥沃，是人类农耕定居、生存发展的“宜居之地”。作为这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麇国故都——钖穴，其水陆交通便利，铜锡铸造业发达，商业兴盛，并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
这些文化遗迹表明，先秦时期以郧西天河口为中心的汉江沿岸，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先进的人类聚居地，其地域文化，体现了汉水中上游地区介于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南北兼融的文化特质，是汉江文明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为天河七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生长：先秦战争历史的催化
郧西天河七夕文化的滋生，与先秦时期周武伐纣、商亡周兴这一重大事件，以及汉江中上游的方国在周朝建立之后，向“宗主”周天子长期负担的繁重“军赋”，有莫大关系。西周到春秋期间的频繁战争，直接催生了郧西天河七夕文化。
《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武王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予日，纣兵败。”这就是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武王伐纣,跟随的盟军有“庸、卢、濮、蜀、羌、髳、微、彭”八国军队。宋代裴骃所撰《史记集解》称:“八国皆蛮夷戎狄……庸、濮在江汉之南。”庸、濮是地处汉江中上游的方国，濮是众多部落的统称，据其首者，就是今天郧西所属的麇国——《左传》有“麇为百濮长”和“百濮帅乎麇”之说。麇人作为追随武王伐纣的主力军之一，兵员众多，且作战勇敢，在伐纣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故武王灭商后，封麇为子爵之国。
周朝的封国，皆有朝贡（觐见、进贡）和负担军赋（受周天子之命参入征战）的义务。周武王伐纣战争中，很多被麇国征发参战的濮人，战死沙场，葬身他乡。麇国立国之后，更要向周王朝履行“军赋”的义务，并应对诸侯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战。《周礼?地官?乡大夫》记载：“野（国都之外）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属于“野”的区域范围的麇国，在牧野之战，以及后来周王朝的一系列平叛战争中，男丁一次次被大量地征发参战。
天河汇入汉江的天河口，是当时麋国军队的出发之地。于是，麋国的女人们思念远征的丈夫，或悼念征战的亡夫时，就汇集到丈夫离开故乡的最后一站——天河口，自发地开展纪念和祭祀活动。地方史志记载，该地古老的祭祀习俗是，祭奠亡人要烧七期纸，七天为一期。在长期的天河口悼念亡夫的活动中，共同的遭际和情感需要，把天河一带汉江两岸的女人们连结到一起，逐渐形成了选择在七月七日这一天（第七期第七天），结伴到天河口悼念、祭祀亡夫的习俗。
动人的传说，经过了美好的演绎，却往往源于真实的历史。遥想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到春秋时代，每年七月七日的黄昏（七月七日之夕，简称七夕），汉江上游两岸的妇女们，自发却如约而同地集聚天河口，面对北方，临河祭奠，并遥望星空，寄托对丈夫的哀思。时光流逝，活动延续，民间传说逐渐把世间男女的故事，与天上牛郎织女二星宿联系起来，把丈夫征战死、夫妻隔阴阳的惨痛现实，幻化为人神恋爱、鹊桥相会的美好想象；把身边的河流（汉江及支流）与天上的星空对应起来，星河称作了“天汉”、“河汉”，地上的河则叫成了“天河”……牛郎织女的传说由此演绎出来，演化出越来越丰富的天河七夕文化。
成熟：汉族主体文化的形成
楚国奠基于汉江上游的丹阳，汉江上游的地域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古之“丹阳”，在今汉江支流的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距天河口不到200公里。300多年后，楚文王（公元前689年）时，楚迁都于郢（今湖北省荆州城北的纪南城）。300多年间，楚国皆都于丹阳。此一时期，麇国定都于距丹阳及今天郧西天河口不远的鍚穴，它部族众多，疆域广大，是春秋早期的强大方国，其文化习俗对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楚人视凤为神鸟，雄曰“凤”，雌称“凰”，凤凰成为楚人的文化图腾。而从天河口往下5公里外的汉江沿岸，有山称凤凰山；自天河口往上10公里处的娘娘山麓，有山也叫凤凰山。
此外，楚国的天文历法十分完备，有中国二十八星宿、星座全部名称的最早记载，其中就包括织女、牵牛二星。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楚怀王始置七夕”的记载，说明最迟到楚国第40代国王楚怀王（前328年至前299年）时，肇始于汉水上游的七夕习俗，得到楚国官方的认可，成为定制。
公元前223年，楚国被强秦所灭。而发祥于汉江上游、曾雄霸长江流域的楚民族所创造的楚文化，其浪漫瑰丽，却获得新生——它与华夏民族所创造的中原文化的质朴理性之光，在经历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不断融合、秦朝统一六国进行的整合之后，最终在汉朝完成了南北汇聚，实现了“龙凤呈祥”，形成了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所以，“汉族”、“汉文化”、“汉学”、“汉语”等名称，都是到了汉朝、因为汉朝才定型的。而汉朝得名于汉江，发祥于汉水——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以汉水上游的汉中这个发迹之地，来命名新建立的王朝。
郧西天河七夕文化，正是在汉朝大一统的格局奠定之际，走向成熟。宋代文人严有翼的《艺苑雌黄》称：“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西都）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牵牛与织女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织女二星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以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郎织女爱情神话的生成。
西汉初年，民间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迢迢牵牛星》（东汉末年编入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反映了文人开始以牛郎织女故事为题材来创作诗歌，将之人文化、拟人化，赋予其人的生命和丰富情感。
总之，汉江自古是中国南北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也是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通道。汉江文明融汇了中国北方的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在缔造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过程中，为之输送了多彩的文化元素，郧西天河七夕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包含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天河七夕文化，既有中原农耕文明男耕女织的田园古风，也有人神爱恋、鹊桥相会等南方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和瑰丽色彩，从而让汉民族的主体文化，在质朴的田园生活、男耕女织之外，令人惊喜地拥有了爱情神话、浪漫理想的独特文化内蕴，和更加宽广超拔的精神世界。
（ 责任编辑：admin 新闻报料：272986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