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郧西玄鼓山景区整体效果图（秦楚网配图）
■ 谢守斌 黄治成 蒋美玲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玄”，是道教的核心理论之一。当唐代道教在安徽齐云山大兴，当明代皇室大修武当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道教圣地却被世人渐渐遗忘，她就是今天郧西县城南的玄鼓山。
玄鼓山是鄂西北及陕南大面积地区重要的道教圣地。几千年来，频繁移民的相互交融，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特别是面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的激烈竞争，玄鼓山包容万象，容纳别人的同时保存自己、发展自己。自东汉顺帝至今1800多年来，除了清朝康熙时因避康熙玄烨的讳改名为“悬鼓山”外，道教一直在此生生不息。如果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以金顶为中心的八百里武当，那么玄鼓山道教圣地就是以玄鼓山为中心的三百里道场。
那么，1800年前，道教的源头五斗米道为何在此布道，玄鼓山究竟有何魅力而长盛不衰，真武大帝为何在此修行呢？
一、真武修行玄鼓山
世界上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其信徒崇拜对象的年龄段是固定的，如哪吒是儿童形象，嫦娥是年轻美女，绝不会出现中年哪吒、老年嫦娥的神像，但真武大帝是例外。
明永乐初年，朱棣就审定了真武中年的形象。可在永乐十七年，他又下旨武当山要建真武童身像。大明天子既然高度重视，那为何只建真武的中年像、童身像，而不建真武的青年像呢？
原因是，早在宋代以前，郧西玄鼓山玄鼓观就有真武大帝的青年像。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四月，朱棣向南修武当的总提调官、驸马都尉沐昕颁发谕旨：“其太子岩及太子坡二处，各要童身真像。”为了让沐昕能准确领会自己的意思，朱棣在圣旨中还特别提到要亲自审定画像草图，“尔即照依长短阔狭，备细图进来。”（《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
长期以来，真武给世人的形象是中年型的，而朱棣要修建的却是真武大帝童身像，这是什么原因呢？专家分析，原因有三：与武当山的历史有关；与朱棣的造神理论有关；与当时的真武信仰危机更有关。
在今天，武当山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道教圣地。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一路坎坷。
武当山历史悠久，据现在的文献，武当应是春秋时设县。南北朝时的郦道元（？——527年）撰《水经注》时，把武当山记载成太和山、仙室、谢罗山，大加褒扬，“山形特秀，异与众岳”，武当山一时名扬天下。
洞天福地是道家们苦苦修道的痴痴向往，也是道教名山的标志。然而，武当山名气虽很大，历史上曾有很多道人在此修道，但很长时间很难得到主流道家们的尊崇。在东晋以后诸多著名道家构筑的魅力无穷的天国系统——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武当山名落孙山。
自唐代佛教兴盛以后，武当山成为一个泛宗教的场所，道教、佛教在此纷争不断。佛教说武当山是西方净土，道教说武当山是神仙之府。佛教在武当山不仅建有“碧瓦鳞布、朱栏翠飞”的“梵宫”，还在狮子峰开凿了石窟佛像。直到李唐王朝时期崇尚道教，唐太宗敕建五龙祠，才使道教在武当山能与佛教分庭抗礼。公元901年，官至户部侍郎、别号东瀛子的道教徒杜光庭抓住机遇，借着删定《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的机会，把武当山列入七十二福地的第九福地。
宋元时期，宋真宗封真武大帝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元代忽必烈数次降香命武当道士为皇帝祈福祝寿。虽然武当山道教的地位如日中天，但是由于道教内部的意见不一，道教经书和典籍相互冲突，以及其它宗教对真武和武当山的质疑及诘难，为道教在武当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常言君权神授的皇帝们对此很担心，而声言真武大帝授权的永乐皇帝朱棣则更担心。
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为了证明自己当皇帝的合法性，让天下信服，他编造自己当皇帝是“真武神授”，说靖难之初及过程中都得到了真武大帝的护佑。于是，在攻入南京后黄袍加身的第二个月，他派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还采取高压政策，残酷杀戳建文帝的旧臣和不同政见者。
面对朱棣的残暴，反对者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对付朱棣的办法：既然朱棣说真武大帝护佑他，既然朱棣大修武当，那么就“釜底抽薪”，在真武大帝和武当山上做文章。
第一，做武当山名的文章。拥武当者为了把真武和武当结合在一起，想出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非玄武不足以当之”，并把这句话说成是武当山名称的来历。反对者则认为，武当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抵挡秦国的前线，“武当”与“武关”一样具有“以武挡敌之意”。远在春秋时，“武当”的名称就出来了，而那时还没有玄武或真武的信仰。
第二，做真武出生地的文章。北宋时期，《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记载了真武降生的一个细节：“昔有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娠，怀胎一十四月，开皇元年三月三日午时，诞生于王宫。”净乐国在哪里呢？拥武当者认为，净乐国就在武当山。而反对者则认为，《太上说紫微神兵护国消魔经》也是道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它却记载真武生于广宁宫。就出生时间而言，《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说真武生于“开皇元年三月三日”，而人间没有“开皇”的年号。反对者还认为，就出生地而言，净乐国地点在哪儿也不清楚。
第三，做真武像的文章。民间有“真武神，永乐像”之说，意思是朱棣借建武当山的机会，把真武的像换成了自己的像。反对者不敢明说，就拐弯抹角地反对。《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记载，“玄天圣祖八十一次显为老君，八十二次变为玄武”。反对者抓住这一点，认为既然真武一直在投胎，一直在变化，次数太多，形象太多，与其他神的固有形象不一样，就没有必要建神像。
面对反对者们喋喋不休的舆论，朱棣显示出智慧的一面，采取多种方法应对：
对于武当山名的质疑，朱棣不作解释，利用皇帝能够赐封的权力，对武当山一直大封特封，把武当山封为“天下第一名山”。永乐十三年，朱棣令礼部专门铸造“天下第一名山”的大印，着专人遣送到武当山。
对于真武出生地的质疑，朱棣深深明白做了再说的道理，于永乐十七年四月赖建净乐宫。（《武当道教史略》）
对于真武像的质疑，朱棣更是细心。既然真武大帝中年的座像已经有了，真武大帝又是中年成仙，按“神仙不老不死”的逻辑，就不能再建真武老年像，于是，在真武的出生地净乐宫建好之后的第二年，即永乐十七年，朱棣专门颁旨建真武童身像。
众所周知，童年、青年、中年是凡人成长的三个过程，也是真武成长、修行、成仙的三个阶段，为什么皇帝朱棣只建真武大帝的童身像和中年像，而不建青年像呢？
答案是，在离武当山仅仅130公里的郧阳南门堡（即今天的郧西县。南门堡在明永乐时属郧阳管辖，明成化十二年在南门堡设郧西县）玄鼓山玄鼓观内，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建有真武的青年座像。
北宋帝王十分推崇真武，民间修道成风。据《郧阳志?同治版》记载，北宋时，一位名叫周恭的道人从当时的道教圣地终南山南下，隐居在上津修道。得知真武大帝曾在玄鼓山修道十年时，周恭怦然心动，于是，他效仿真武，也在玄鼓山修道十年。十年间，他一边修道，一边想法设法扩建玄鼓山道观。为了让当地百姓进一步了解真武，也为了表示虔诚，周恭在三清殿两侧的墙面上刻画了24幅真武年轻时在玄鼓山修道、成仙的壁画。这些壁画明永乐时修复，在文革时被毁，1984年重建时由老艺人恢复。现在的祖师殿中，真武飞天的壁画仍栩栩如生。
按道教理论，《太上老君历世应化图说》所载的老子成仙的变化是八十一化。而玄鼓山玄鼓观的三清殿中，主人公由老子变成了真武大帝，因为主要记述真武在玄鼓山修行十年的过程和成仙简历，所以在这儿的变化由八十一化减为二十四化。
二、玄鼓山与五斗米道
真武大帝、周恭等在郧西玄鼓山修道十年，原因是郧西曾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布道区，而五斗米道是道教的源头。郧西及上津大面积地区是五斗米道起源地的重要教区，玄鼓观是五斗米道的重要道观。
中国神仙学说久远，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传说黄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习成仙之道。战国时期，仙人、仙境、仙药传说风行，老子、庄子、杨朱等诸多道家百家争鸣，但没有形成正式的宗教。传统道教研究学者们认为，道家是个人活动，道教是群体活动。宗教是有组织的、有神职人员的、有精神领袖的，这是宗教形成的标志。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且几波几折。从夏商开始起到东汉初年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道教形成已经是必然趋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太平经广泛传播，导致后来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日趋衰微。
同样是东汉顺帝时候，沛国丰人（江苏）张道陵到蜀地学道鹤鸣山中，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主以老子为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又供奉“三官”（天官、地官和水官），虽然朝廷认为它“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但它的基本教义、核心崇拜内容都与主流道家们雷同，又影响了后世道教的发展，所以在中国道教史上，五斗米道是公认的道教源头。
张道陵创立的道教开始影响并不大，后来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修利用后，发展迅猛。再后来，张鲁杀了张修，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道步入高峰时期，其范围以汉水中游为中轴，东至现在的郧县，西至陕西勉县，南至四川达州，北至秦岭，郧西及上津是重要的活动区。
据《郧西县志?1995版》记载，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据汉中郡，郧西县境属张鲁控制，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五斗米道在郧西特别是南门堡（今郧西县城）盘踞达十年之久，而当时玄鼓山上的玄鼓观是惟一的道观。
玄鼓山何时命名无从考证，但玄鼓山上的玄鼓观历史清晰，按正史记载及推论，据今已有1821年了。从道教角度上说，玄鼓观是中国最早的道观之一。
三、道家为何青睐玄鼓山
玄鼓山是道教起源地之一，又是真武、周恭修道之地。五斗米道及道家们为何对玄鼓山如此青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之说。
阴阳学说始于周易，春秋战国时大行天下，虽是道家理论，但为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所接受，对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五斗米道布道选择郧西及附近大面积地区，道家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星野，是古代按道家理论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重要指标。中国古代社会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区域是相对应的。一句话，星野就是天上星座对应地上实地的分野。用星野的理论来审视古代郧西，也是一句话：很震撼。
郧西直到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建县。郧西古代的历史就是上津的历史。上津古属商，上津的星野如何呢？
《郧台志》中说：“商，故弘农郡，为周三辅，入柳一度……而郧之郧、房、二竹、保康，即锡、长利、房、庸之地本汉中郡，并宜入参。上津即商地，宜入柳。郧西分自郧、津宜入参、柳之间”。这段话意思是说，上津就是过去的弘农郡，属周朝都城京畿所辖地区，其星座对应天上的银河。按此理解，无论是地上还是天上，上津所辖郧西大面积地区都是通天达地、占尽阴阳的。
有些道家观点认为，上津属“阴”。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晋国对上津贪馋欲滴，在你争我夺之后，终于把距离晋国都城新田709公里之外的上津据为己有，命名“晋阴”，所以正史上说上津：“上津，晋阴是也”。
按另一部分道家的观点，上津又属“阳”。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清末明初史学家杨守敬考证：平阳县属魏兴郡，在郧西县西北。后来由“平阳”改为“津阳”。明成化十二年，“割郧之武阳五里、上津之津阳四里置郧西县”。
既“阴”且“阳”，是道家们修道的理想地点。而道家们钟情玄鼓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郧西正处在中国两大地理区域分界线的“十”字交叉点附近。
这个“十”字交叉点的竖线是地形分界线。在中国地势三级阶梯中，沿“大兴安岭—太行山脉—雪峰山”的竖线，把中国中东部地势分为第二和第三级阶梯。郧西刚好处在这条分界线的西侧。
这个“十”字交叉点的横线是气候分界线，即“秦岭—淮河”一线。郧西刚好在这条分界线的南侧，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处于“十”字交叉点附近的郧西，四季分明，雨量适中，温度、湿度和日照都是最理想的指数。如果沿地形分界线再往东则空气太湿，再往西北则空气太干；如果沿气候分界线再往北则太冷，再往南则太热。
在古代五行学说中，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郧西位于五行方位的中央“土”，既通天入地，又占尽阴阳，在道教徒的心中，这是最理想的修道地。
四、玄鼓山通天之玄
在道教理论中，“天”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在道教信徒心目中，“天”是修道成仙之后的归宿。道教认为天界分为若干重，最初的一重叫“欲界六天”，最高的一重叫“大罗天”，是元始天尊居住的地方，仙界由低到高分为三十六重天。
对于修道者来说，找到通“天”的捷径，就是修道的捷径。自东汉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开始起，信徒们就在寻找通天的道路。一开始，他们选择的是郧西境内的钖义山。“钖义山，县西百八十里，方圆百里，如城，四面有门，有石坛，相传列仙所居，山高水深，生薇蘅草，风至不偃，风静自摇。”（《郧台志》）为了省去通天之路的距离，道教徒们把钖义山更名为“天心山”，即“天”的中心。道教徒们认为，我们就在“天”的中心，不需要再寻找“通天之路”了。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字起大了就会带来问题。钖义山（今郧西羊尾一带）临汉江，易发洪水，每次洪水淹没农田给百姓带来灭顶之灾时，老百姓就质疑道观中的道士：“洪水成灾，‘天’的中心就是这个样子吗？”气愤的老百姓把钖义山改名“羊尾巴山”。种种诘难，搞得道教徒们很被动。
为了找到通天的道路，道教徒们把目光重新投向玄鼓山及玄鼓山下的那条河。在魏晋以前，这条河叫里河，意思是“山里的河”。站在玄鼓山顶举目远眺，“一望平旷，二水交流”。玄，本来就有黑色的意思。道教徒们把玄鼓山黑色的石头、玄鼓山周围的环境和里河流经的地貌一结合，就搞了一个大胆的改名，把里河改成“天河”，从此，“通天之河”找到了，“通天之路”也找到了。
为了包装这条“通天之河”，道教信徒们费尽了心思。为了使天河的名字更像，他们这样描述天河，“天河，出商洛虎鸣峪，驾山而下，过汉，如自天来”。道教讲究包容兼收，天河也“海纳百川”，一统几条河，“郧水之环城者四，曰天河，曰激浪，曰五里，曰直峪，惟天河为众水所会”，意思是天河流到玄鼓山附近时，把激浪河、五里河、直峪河等三条河都收了进来，再“经四十余里，南注于汉”。这样，“通天之河”和玄鼓山结合得更紧密。
最能体现道教理念的，是道教徒们把天河的源头叫天桥河，“通天之桥”的意思。今天，天河的源头仍然叫天桥河，这条河所在的村叫天桥村，所属的乡镇是陕西省山阳县天桥乡。
找到了“通天之河”，玄鼓观的道士们更有底气。于是，他们在玄鼓山的对面建起了“天池庵”。明代，郧西的士人们又借嘉靖皇帝迷恋道教的“东风”，打造了流传几百年的郧西八景之一——“天池映月”，就这样，玄鼓山的“通天之路”被道家们铺好了。
五、玄鼓山与道教传播
研究武当山几位著名顶级道人的修道路线时，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或现象：他们从北方到南方，或从南方到北方时，总是以郧西及上津地区为通道，比如：
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在正史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471年，在函谷关骑青牛而去。武当道教研究学者则认为，老子最后在武当山青羊桥与尹喜相见，最后一同仙去，不知所终。周昭王时尹喜为函谷关令，自从读了老子的《道德经》后，痴迷修道，最后到武当山修成正果，成为道教的护法神，归栖于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之下，“石门石室，喜之所居”。函谷关在郧西的东北，武当山在郧西的东南。
道教发展的最高峰是明朝，明朝最尊崇的凡间人物是张三丰。《武当道教暨神仙人物》中考证，张三丰67岁时在陕西终南山修道，77岁时南登武当，以后又多次在两地云游。终南山在郧西的北部，武当山在郧西的东南。
真武大帝是道教信奉的神。这位神龙不见首尾的高人，不但在玄鼓山修道十年，其在凡间的出生和修道也是在郧西的南北两个方向徘徊。据《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中载，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北宋开宝年间，玄武神降于终南山，后来在武当山修行四十二年，最终得道飞升，成为道教的崇奉神。
不仅道家们个体行为如此，在道教的传播上，不同时代的道教圣地也总是在郧西及上津的南面或北面交替繁盛，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大军破张鲁后，五斗米道从汉中及郧西地区向外地传播。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其主流传播到南方广东的罗浮山，其代表人物是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到南北朝时，北魏又大信道教，为道教完备教规礼仪的冠谦之在郧西北部的华山、嵩山修道。唐宋以后，道教的圣地总是在终南山、武当山之间变换，此起彼伏。
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总是在郧西的南北部活跃，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玄鼓山不仅仅是道教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道教的传播上，它是由南到北、由北到南的中转站。
中国古代的交通以水路为主。西周时期，都城位于镐京（今西安附近）的周王朝为了加强对汉水流域及长江中上游大片区域的统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打通了数条通往汉水流域的要道，其中包括“镐京—上津—汉水”这条最重要的战略通道。
这条沟通中国南北的战略通道的起止是：从镐京出发沿陆路到蓝田、商州，再由商州到上津，然后沿金钱河水路到达甲郡（今郧西夹河），甲郡位于汉江岸边。这条高速、便捷、安全的战略通道，四季通航，周王室兴奋之余，把金钱河命名为甲水，把金钱河边的山命名为甲山，把夹河命名为甲郡。从此，上津成为由北到南的中转站，其南北东西四个城门分别命名为“达楚”、“接秦”、“通郧”、“连汉”，气势非凡。
但好景不长。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这位在北方长大的帝王把这条线路更改了，即前面的陆路段“长安—蓝田—商州—上津”不动，后面沿金钱河的水路路线改为陆路，沿“上津—黄云—香口—郧西—天河口”，即达汉江。
也正是这条线路，使郧西成为“长安—汉水”这条沟通南北通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古代地方志这样说郧西：“东连均阳，西枕金洵、南阻汉水，北抵商洛”，完完全全的十字枢纽形象。正是这条沟通南北的战略通道，加上寻道、问道者对道教起源地的虔诚向往，郧西成为道教南北来回传播的枢纽，玄鼓山成为道家四方云游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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