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桃花源真源寻
许吉三
1700多年前陶渊明老先生写了一篇《桃花源记》，因为人和文章的名气，惹得后来人围绕桃花源真源相争不下，有的说在湖北，有的说在湖南，还有人说在四川贵州云南，甚至还有其他地方。就是在湖北，也有人说在竹山，有人说在竹溪。其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真源，只能是一处，不可能有几处。那么，这真源到底在哪里？在湖北省竹溪县桃源乡。初步考证如下：
关于武陵真源的考证
陶渊明写的桃花源是上庸郡的武陵桃花源，不是别地方的桃花源。所以，要确定该桃花源的真正出处，就必须首先考证最古老的武陵真源。
现在的竹山县、竹溪县地域，古为庸国属地。公元前661年楚灭庸，置上庸县，竹山、竹溪仍属上庸县（《辞海》上庸县条）。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竹山、竹溪仍属上庸县，隶汉中郡。公元前206年，汉灭秦，沿袭郡县制，上庸县未动。公元前202年，也是汉高祖五年，析上庸之地置武陵县，县城在今竹溪县东（《古今地名大辞典》武陵县条，属汉中郡。东汉时又将武陵县入上庸，仍隶汉中郡（《后汉书?郡国志》）。公元227年，魏明帝复置武陵县，以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三国志?魏书》）。晋武帝代魏称帝建立晋时朝，武陵县仍属上庸郡，隶荆州（晋书《地理志》）。而陶渊明是东晋人,所写武陵人应指此上庸武陵县人。南朝宋，武陵属上庸郡。南朝齐，武陵仍属上庸郡。南朝梁，改武陵为新丰县。北朝西魏，复改新丰为上庸。北朝周，改上庸为孔阳。隋文帝时又改孔阳为上庸，属房陵郡，隶梁川（隋书《地理志》）。唐沿袭隋制，上庸县属房陵郡，隶山南东道（唐书《地理志》）。宋太祖时改上庸入竹山，直到明成化十二年，遂析竹山县的尹店社建县，以境内的竹溪河定县名为竹溪县，该县名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证，桃花源所在地的竹溪县，即属古武陵真源。
至于湖南和其他一些地方争武陵真源之名，强调只在已处而非他方，虽有其原因，但不明起源的先后。为何如此说？不用笔者赘述，著名学者、教授张良皋先生所著《巴史别观》中“武陵何处觅真源”一节已说的很清楚。他指出，古武陵地区之所以名武陵，是因为横贯武陵地区的一条大河--堵河古称武陵水。他写道：“既有武陵水，本当有武陵山，但似乎被‘武当山’‘房陵’之名所掩盖，因而史载不显，被黔湘鄂界山专擅‘武陵’之名。但象‘大庸县’连同县西的‘大庸溪’，史乘所纪，乃借自庸国。沣水又名‘武陵江’，分明也借自庸国的武陵水--堵河，又名庸水。”“北有上庸，南有下庸；北有庸水，武陵水，南有大庸溪、武陵江......这里显然有过相当规模的地名大搬家。这一带的地名搬家是在楚人南迁之前早已开始，最早应由于庸人的开拓。庸国作为祝融氏的老根据地，五帝时代就有高阳、高辛之入主中原，夏代有陆终六子环处中原，他们不会不往南发展，一直到湖广盆地中段边缘沼泽化了的地段。常德一带发现不少古城遗址，应是庸人劳绩。这是最早的庸人开拓，同时也必有地名搬家。第二批应是庸人逃楚。楚国兼并庸国，手段比较温和，所以多数庸人采取了合作态度，例如屈原所管辖的屈、景、昭三氏。屈原并不回避他是庸国的后裔，连楚王也乐于自称庸王，可见楚之兼并我们不说灭亡，庸国相当成功。但是不能说庸人一概拥护楚国，也必有一部分不甘服楚的庸人南迁，因而带来庸国文化，包括地名。第三批，也是最大一批，才是楚人逃秦。秦楚怨恨甚深，互相屠戮，必然惨烈。结局秦人得势，楚人只有深避逃死。武陵地区，北抵汉水，南抵乌江沅江，山高林密，正是避秦奥区。武陵地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东临湖广盆地，西濒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北临汉水，南沿乌江、沅江，围成一座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岛。汉高帝的‘职方’大臣有足够识力，看出地理自然，承认历史人文，精当地统名之曰‘武陵’”。他又写道：“武陵真源，不分南北，但若论先后，则较早的显然在北不在南……”人们不免追向，那陶渊明文章中的武陵人，究竟是汉中郡的武陵县人？还是南方的武陵郡人？回答肯定是汉中郡的武陵县人。武陵县之名，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仍存在，而且一直保留到南齐。从情理而言，汉中郡所辖的上庸地带正是秦楚交兵，反复争夺的地带，‘秦乱’深重。桃源人的先世避之唯恐不及，当然就近躲入深山。陶渊明的文章没有明说，但透露的信息是秦汉中郡的武陵县晋已立上庸郡，而武陵县属上庸郡，治今竹溪。陶渊明记渔人出桃花源之后，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及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郡下’，是上庸郡，就在竹山，很近，所以太守容易派人打探（《巴史别观》第60-63页）。
从张良皋先生这些精准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最古老的武陵真源在今竹溪竹山一带；第二，桃花源是在与上庸郡治所很近的武陵县内，即现今的竹溪县境内。
关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的考证
已考证桃花源在竹溪县境内，具体又在什么地方呢？笔者通过查阅地图和实地考察找到了这个地方在桃源乡瓦沧两河口村。理由有四点：一则瓦沧河经武陵峡流入堵河，是堵河的一条支流，流程十多公里，且河道平坦，鱼丰水碧，渔人偶然顺河道进入桃花源是可能的。二则武陵峡一连五个窄峡，四道石门，曲扭拐弯，上河看不见出水，下河看不见来水，谷深峡暗，两岸皆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崖顶林茂树密，峡谷深度封闭，外人不会轻易入峡。三则瓦沧大田坝，即桃花源故址处于深峡上端的山间盆地，地域开阔，肥田沃土，且四周都是高山：北有龙头寨山，西北有马龙槽山，西有大阳坡山，南有平峰岭和大圆梁山，东有龙门山和四方寨山，这些山海拔都在一千多米至两千多米，巍峨雄峻，且山上都是连绵数十公里的原始森林，山外还是山，偏僻荒芜，人迹罕至，是庸人避难的理想之地。四则瓦沧河出口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殊，不易被发现。瓦沧河与堵河交汇的地方，在竹山驴头山下的驴头峡，峡中有一长约一百多米的深潭（笔者1969年目测），而瓦沧河的出水口正好在这深潭里，河口水面正好与这深潭水面齐平，加之河口中间有一座名叫“中柱山”的山体挡住河道，所以从河口对面或乘船上下很难发现瓦沧河的出口，以为这里只是堵河的一个水潭。这也正是渔人面见上庸郡太守后，“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的原因之一。还有，渔人当时出峡后，虽然专意作了标记，但桃花源人很可能为了保持安宁，防止外界侵扰，暗中注意了他返回的情形，毁去了他作的标记，他自然难以找到原路。再有，渔人辞别桃花源人时，桃花源人嘱咐他“不足为外人道也”，他信守信用，刻意说找不到原路和入口，也有可能。
总之，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看，桃花源故址所在地是相当封闭的，也是相当秀美的，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能够对上号。即使有个别特征如对山口及入山口后距离的描写，与实地不太相符，也在情理之中，那陶渊明并没有亲自到桃花源去过，只是间接听人所说，难免所记难与实地百分百符合。
关于交通情况的考证
在东晋时代，由于地理环境和封闭意识的原因，桃花源人几乎没有与外界交通往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东边虽有堵河，可以乘船上下，瓦沧河（当时也可能叫“武陵溪”）在丰水季节也能行驰小舟，但桃花源人不愿与外界接触，也就没有乘船交往的记载。唯有距桃花源近二十公里处于原始森林中的圆梁古盐道，能“西通陕川，东通襄洛”（琦河古碑所记），但也没有桃源人交通的记录。只是听老辈人讲，桃花源西南边高山之上的圆梁古盐道上有一处很古老的杨家（也有说盐家）店子，在民国之前一千多年间有储盐生意，桃花源很可能有善于走险路的力夫从这里为桃源人背盐。古盐道存在一千多年，到清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当地人才改圆梁古盐道为河间大道，到清末民初又荒废了。除此之外，四周皆无路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抽调大批民工从悬岩峭壁上修筑了公路，桃花源故地才算名符其实有了交通。这也符合《桃花源记》所记。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由来的角度，还是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交通情况的角度去考证，竹溪县桃源乡瓦沧才是武陵桃花源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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