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庸文化
勇战拓荒
(●阚韶辉)庸国因战而兴亡，战争纠结着庸国的命运，影响着庸国故地的历史文化。
庸国在正史上的第一次露面，就是参入到一场改朝换代的著名战争，时在公元前1046年。《尚书》记载，“武王兴兵讨纣，庸率卢、彭、麇、儵、鱼、夔、施等八国以兵相从”。此时，庸国是川东、鄂西一批小国家的“领头羊”，兴正义之师扶周伐商，立下战功。自此，庸国获得了国名入周鼎、授土封伯爵的殊荣。当时，楚国等大国还只是子爵——《仪礼》上说：“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西周以前的所谓方国，实为星星点点散布的部族。庸国之初，就是约形成于夏商时代的这样一个古老方国，以庸水（堵河）流域为生息繁衍的核心地带，大致在今十堰市的西南部。而此后，庸国走向强盛，最强大时，领有今天鄂西北为中心的湖北、重庆、陕西毗邻以及湖南北部的广大地区。
为此，清代将军杨应乾作《上庸赋》曰：“善兵振旅，从周伐商。孟津大会，虎噴龙骧。武成既告，于汤有光。分茅授土，各守封疆。”赞的就是这件事。
庸国的第二次露面，是在400多年后。这一次，还是担纲“群蛮之首”，更加主动地发动一场战争，却被群蛮算计，然后悲壮地谢幕了。《左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鲁）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楚灭庸后，置上庸郡。上庸之名，在秦代及以后，曾八次出现在鄂西北的郡县设置中，地域相当于今竹山或今竹溪，或两竹的合并建制。
这样，庸国在正史上两次壮烈地露面之后，就长久地消亡在了幽远历史的深处。但庸风——与庸国“善兵振武”传统相关联的战争文化、拓荒精神，并没有成为绝唱。它携带弥漫的硝烟，穿越千古历史，在鄂西北乃至更广大的范围流布。
庸国之地，处东西南北之枢纽，立江河淮汉之间隙，括秦岭巴山之腹地；庸人生息莽山之中，逍遥江湖之远。所以，自上古夏商周三代开始，庸国地域就是兵家觊觎的要地，庸国民众是各方倚重的劲旅。原始蛮荒、强国环绕的环境下，善于战斗成为庸国人生存的基本能力。
庸国之后，林莽山深、边塞要地的自然条件没有变，强敌环伺、匪患频乃的形势和战乱的阴影，也仍然是这一带的基本人文生态。因此，战争文化成为庸文化传承久远而厚重的一部分。
先是秦楚之争，庸国旧地成为朝秦暮楚之地，留下楚方城遗址，穿越陕西、湖北、四川（今重庆）三地边界。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内长城，比北方的万里长城，还早约四百年。之后，三国魏蜀相争，这一带是双方明争暗夺的前沿阵地，留下新城（拥有房陵、上庸、西城三地）叛蜀归魏的史话，烙下诸葛木牛流马的遗辙。唐代薛仁贵一族传奇史话的遗迹，则留在了薛义守备的泗水关（丰溪镇）、樊梨花演兵的樊亭。其中的泗水关，在政治中心、在中西部地区的唐宋以前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它一直是毗邻关中的关隘重镇。那里不仅有闻太师屯兵和丧生的老营盘、绝龙岭，还有汉高祖出兵关中的高祖河，以及北宋杨延昭的衣冠冢——六郎墓。如此众多传说中的遗迹，每一个地方联系着一段风云际会的战争历史，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到公元13世纪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流民崛起为庸国故地的主角，其相关的战争及其拓荒故事，成为影响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流民涌入鄂西北深山老林，成为政府惧怕的化外之民、祸乱渊薮，因此遭遇官兵强力的弹压、驱赶。于是，本地流民一波波起义，外地农民军、叛逆军——诸如李自成、张献忠、白莲教、吴三桂、太平军等等，于此地风起云涌、昼伏夜出、反复攻掠。相当长的时间里，此地兵匪出没、战乱不已。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适应大山与战乱的恶劣环境下的创业开拓的特性，在鄂西北历史上的人民中，不是什么需要张扬的精神，完全是当时生存的需要。
除了这些粗粝中不乏珍贵、值得弘扬的精神遗产外，鄂西北地区至今散布无数的堡寨遗址——这种御匪保民、战乱中坚持生产生活的战备工程，正是鄂西北战争文化和拓荒历史的见证。仅竹溪一县，这种以寨为地名的山乡，就以数十计。每一个堡寨前，都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事和乡民顽强的抵抗。比如，在清代“三藩之乱”中，竹溪县城已毁，知县曹席珍只好“率民避登中峰寨”。
歌舞娱神
庸国虽亡，但庸人不灭，则庸风不绝。因为，文化的创造者是人，其基本内容是人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后，庸人逃至湘西北张家界一带，在境内溪河定居，怀念故国，遂将溪名命为“大庸溪”。但一般说来，这里说的逃亡的庸人，应当主要是庸国贵族，尤其是王族。而民间土著的庸人，在庸亡之后，仍然会在鄂西北乃至鄂渝陕毗邻的广大地区长期地繁衍生息。
那么，纵然这方土地先后被楚国、秦国反复争夺和先后统治，其后又经历漫长的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以及频繁复杂的建制归宿的变更；纵然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元代以后，有一批又一批移民潮水般涌来，冲击和改变原来的文化内容和格局；纵然庸国人曾经创造的物质形态的文明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磨消亡……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域文明源头的庸国人的习俗、情感和精神生活，尤其是那些跟地域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部分，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或明或暗地，不绝如缕地，在历史和现实中延续。
庸国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民俗博览》记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说文》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在古代为一显要的职业，是所谓“问神鬼以报功祈福”，并转达鬼神降福之意的人。但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占据正统地位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语乱离怪神”等思想，使鬼神之事在多数地区，尤其是士人的生活圈子里，逐渐难登大雅之堂。而在偏远和相对落后的山区，在正统思想文化鞭长莫及的地域和族群中，仍顽固地传习“巫”这种上古之风。
最迟在唐以前，是医巫不分的。所以，巫是医疗、歌舞、祭祀三合一的一种活动或职业。庸国巫文化中医疗成分的延续，表现为质朴的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的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民间中医积累着宝贵的经验。同时，在巫文化影响下，庸人的丧葬习俗注重通过歌舞仪式祭奠和超度亡灵，而不讲究厚葬。庸国立国千年，至今未发现一处庸国古墓，就与其独特的丧葬文化——岩葬即“悬棺文化”有关。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即先人丧葬之地。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谓“唱孝歌”——两人或三人，系鼓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这正是从巫文化“歌舞降神”活动中延续下来的民俗。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鄂西北一带，竟然有那么多民歌乡、民歌村，简直是民歌的海洋。最有代表性的，有武当民歌村吕家河、竹溪民歌乡向坝等。且民歌种类繁多，如山歌、情歌、赞歌、战歌、姐儿歌、劳动号子、丧鼓歌、薅草锣鼓、打猎歌、采药歌等；内容丰富，不仅有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生产劳动、生活及恋爱婚姻、传授文化知识的民歌等，还有一些长篇叙事民歌，其中就有汉民族创世史的长篇《黑暗传》和《盘根歌》。显而易见，这些民歌大多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古老而质朴。
文化专家认为，鄂西北民歌具有“楚调、巴音、秦韵”的特色。那么，这与庸国巫文化的传承，有怎样的关系呢？民歌是地域文化的鲜活传承。作为汉水流域的重要支脉的堵河流域，庸国灭亡后，长期被楚国统治、纳入楚文化圈，庸文化其实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或内容形式之一。所以，专家所谓鄂西北民歌表现了楚人的语言、情感和风俗的结论，从鄂西北作为庸文化的核心地域的历史来看，不如说鄂西北民歌涵养的是庸文化的底蕴。
民歌是民间文化的丰富宝藏。从庸国的“巫舞祝歌”，到鄂西北的民歌，其最大特点是孕育、联系于底层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获得强大的传承生命力和浓厚的非正统的民间色彩。
乡民传唱民歌，是为“娱情”，而庸国巫文化的正宗意义，其实是“娱神”和“降神”，即“问神鬼以报功祈福”。这在向坝民歌《魂游十殿》为代表的一批“丧鼓歌”里，有充分体现。所谓“今晚歌场朋友多”，“舍起命来陪亡灵”，“这是亡者游十殿，天都地府去登仙。”等等，正是巫文化“信鬼而好祀”的体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庸国腹地的巫山一代，素有“巫神自荐”，即女子主动求爱的传说：要么“愿留共居，朝化为虫（盐水神女）”，要么“自荐枕席，朝云暮雨（巫山神女）”。今日，我们还能在向坝民歌里，依稀感受到巫神遗风：“何年何月能团圆，接郎接到堂屋里，郎打恭来姐作揖，轻易不来莫讲礼，把郎接到姐房里。”（《接郎歌》）……向坝女子在民歌中大胆主动的爱情追求，留下庸人祖先一脉难得的真诚人性和狂热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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